来源：人大CMF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
以下观点整理自杨瑞龙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年度论坛（2025-2026）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4531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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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创办于2006年，当年由时任经济学院院长的我本人、毛振华教授、刘元春校长三人共同创立。论坛成立之初，我们便对论坛定位进行思考：作为一个学术机构，在进行宏观经济研究时有何短板，又有何长处？基于这样的考量，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确立了三条核心原则，近二十年来我们一直坚持这三条原则，这也是论坛保持生命力的原因。第一，从中长期看短期。我们主张不能仅就短期看短期，而必须从整个经济的中长期来审视短期的经济表现； 第二，强调经济分析背后的逻辑。我们认为，观点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做出该判断背后所遵循的经济学逻辑是什么； 第三，考虑到高校机构在数据获取上不如发改委、统计局具有优势，我们的核心能力在于对数据进行二次处理，因此，论坛非常重视计量分析。
今天我将从中长期的视角看当前的宏观经济走势。
一、从短期观察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与五大风险点
秉持“从中长期看短期”的观察视角，虽然前三季度GDP增速超过5%实属不易，但我们应看到，短期内宏观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依然较大。根据刚刚公布的10月份数据，与9月份相比，下行压力有一定程度的加大。从具体数据来看，消费方面，1-9月份同比增速为3%，而10月份回落至2.9%；投资方面，1-9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为-0.5%，1-10月份下滑至-1.7%；特别是民营企业投资，1-9月份为-3.1%，而1-10月份转为-4.5%。外贸方面，尽管目前表现尚可，但预期正在转弱。价格是观察宏观经济的风向标，目前，CPI在低位徘徊，PPI与国民收入平减指数已经连续很长时间为负值。当前宏观经济确实存在走弱趋向，且明年面临着一系列风险点。
首先面临较大的风险点是通缩压力。尽管近一两个月CPI、PPI有所反弹，但总体上PPI和国民经济平减指数仍处于负值区间。面对通缩压力，未来必须提振内需，这包含提振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两方面。 投资需求的关键在于提振民营企业的投资需求。如何提振消费需求，关键是居民收入方面要有所增长。消费本质上是收入的函数，没有收入增加便无从谈起消费增加。要增加收入必须提高就业率，而稳就业关键在于稳企业。因此，“稳企业”是当下的关键之关键。只有稳住企业才能稳就业，稳就业才能稳收入，进而才能提振消费。
第二个风险点是就业压力。经济下行压力直接投射于就业市场，尤其是青年就业面临较大困难。过去几年，零工经济发展较快，外卖、快递、网约车等行业吸纳了大量青年就业群体。然而，目前的观察显示，零工经济的吸纳就业的能力已趋向饱和。如果明年、后年继续寄希望于通过这一领域大规模解决青年就业，将面临很大困难。因此，如何稳住青年就业是我们面临的第二大压力。
第三个风险点在于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问题日趋突出。从公开的信息获悉，我国绝大部分省份目前处于财政亏空状态，有些省份亏空额度很大。由于房地产经济下行，导致地方财政尤其是“土地财政”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加之经济下行导致税收收入下降，地方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经济功能的发挥。过去30年的经验表明，地方政府的经济功能发挥对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虽然三中全会已提出相应改革措施，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的重新划分背后涉及巨大的利益结构调整，具有很强的刚性。地方政府无论在分担国家的行政管理职能、提供公共品、弥补市场失灵、维护社会稳定及推动经济发展与改革深化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通过重新划分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切实解决地方财政亏空问题，对于稳增长非常重要。
第四个风险点是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背离问题。名义GDP低于实际GDP是导致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相背离的重要原因。解决这个问题除了通过刺激需要促使价格回稳之外，让广大的劳动者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非常重要。此前几位专家已做过阐述，我这里就不再赘述。
第五个风险点是企业出海的安全风险正在上升。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一直在加快，“走出去”已经成为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共识。然而，近几年，随着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的升级及我国外部环境的变化，我国企业在海外的安全风险越来越引起大家的关注。例如安世（中国）事件，虽然这是爆发的个案，但我们认为明后年类似的案例可能还会出现，企业出海面临的风险在显著上升。
二、 从中长期视角看中国经济的走向
尽管短期下行压力加大，但习近平总书记在四中全会所做的“说明”中，做出了重要判断：“‘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这一判断正遵循了“从中长期看短期”的方法论。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既有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性因素，也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更有结构性因素引起的经济下行。所谓结构性因素，是指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传统动能（如改革红利、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工业化红利等）正在发生不同程度的衰减，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进而增大了下行压力。因此，我们就可以通过加大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力度来提振内需，促使实际增长水平逼近潜在增长水平，也可以通过增长动能的转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提高潜在增长率，从而提升未来的增长水平。从增长动能角度来看，在旧动能衰减的同时，我们完全可以培育壮大新的增长动能，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完全内生于中国经济体之中，我们可以通过深化改革、结构转型等来培育挖掘新的增长动能。只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革。这些新动能包括：
第一，技术的前沿创新。虽然中国在技术的引进和模仿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小，但技术的前沿创新在中国方兴未艾，我国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有力明显提升。我认识一位浙江的投资家，据他介绍，仅在杭州就有上百家类似DeepSeek这样的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它们都在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这类新兴企业未来会像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增长的新引擎。
第二，深度城市化。虽然数量扩张型的城市化空间已收窄，但深度城市化未来仍有很大空间。通过推进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成渝以及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将释放巨大潜能。经过测度，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拉动未来GDP增长约1.8个百分点。未来5—10年，深度城市化不仅能带量的合理增长，还将推动消费升级与结构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
第三，消费的提质和扩大。不管采用何种统计口径，目前我国消费率在全世界范围内仍属最低国家之一。消费率的提高及消费升级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未来我们可以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一系列“投资于人”的财政政策、提高就业率与就业质量、优化消费品的供给结构等来提升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推动经济增长。
第四，结构性改革红利。尽管改革难度加大，数量改革红利有所收缩，但结构性改革仍有巨大空间，例如，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要素价格的进一步改革、金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这些改革动能进一步释放经济活力，进而可以推动经济增长。
第五，人口质量红利，即“工程师红利”。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逐渐逼近“刘易斯拐点”，低端劳动力优势有所减弱，但随着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中高端劳动力具有巨大的成本优势。例如，一名程序员的年薪在发达国家可能需要30万美元，而在中国可能不到10万美元就能解决。这种所谓的“工程师红利”在科技进步的背景下具有巨大的成本优势。
此外，还包括结构转型升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如果能将这些增长点激发、培育出来，就有可能提高潜在增长率。
对于未来增长速度，我没有林毅夫教授预判的8%那么乐观，但若能激发上述新动能，“十五五”及“十六五”时期实现5%—6%的增长率是完全可能的，这样我们就完全可能到2035年达到人均GDP2万美元左右，从而顺利实现到2035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的现代化建设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四中全会在确定“十五五”规划的制定需要遵循的六个原则时强调要坚持 “高质量发展”原则。高质量发展包含两个维度：一是“量的合理增长”，即通过宏观政策刺激需求，使实际增长率逼近潜在增长率（如维持在5%左右）；二是“质的稳定提升”，即通过新旧动能转换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潜在增长率进一步提升，如从5%提升到6%，这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至关重要。党的二十大确立了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这意味着人均GDP需达到2万美元左右，GDP总量在2020-2035年间需翻一番，年均增长率大概需要达到4.72%左右。因此，只有实现量的合理增长与质的稳定提升，我们才能如愿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三、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实现增长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二十届四中全会在部署“十五五”重大任务时，把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放到第一位。现代化产业体系包括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实体经济、制造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布局未来产业（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必须推动“创新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以及“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这背后离不开科技创新，因此四中全会将科技自立自强列为重大任务。通过科技自立自强、科技创新来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创新和产业融合，实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从而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因此，从中长期看短期，尽管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但只要我们能牢牢抓住高质量发展战略，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就一定能提高潜在增长速度，如愿实现“十五五”的发展目标。
毫无疑问，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中，不仅需要科技创新，更需要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直接为科技创新注入强大的动力，也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有效的产权保护。无论是创新与产业的融合，还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都需要以制度变革为前提。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描绘了“创造性破坏推动经济增长”的历史画卷，其核心观点在于制度——既包括政治经济制度，也包括思想文化的变革——是增长的根本动力。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就是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具体部署了2024-2029年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我们需要有紧迫感，全面落实三中全会的决议。
总之，虽然“从短期看短期”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从中长期看短期”，中国经济的前景依然光明，我们对未来应抱有充分信心。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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